笔者依稀记得18年，毕业生就已经遇到了“最难就业年”，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最”是没有尽头的，以至于之后年年都是“最难”。


(资料图)

这体现在延后就业上，我们看到那会考研人数蹭蹭地涨——19年的考研人数是340万，同比18年涨了50万，到了22年已经接近460万，23年为474万。那么就业市场又是什么情况？最近 “孔乙己”文学红遍了网络。“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一种“生不逢时”的情绪在网络上蔓延，找工作不如意的大学生们纷纷自嘲为“孔乙己”。

文凭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学历文凭为什么重要？

简言之，因为它通过制度的形态，高效率地给一个人的信用背书。

这套信用被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称为“文化资本”。

当然，文化资本不完全等于是文凭，也就是说，“有文化”不完全等于文凭高，反之亦然。在当时髪国这个那种精英教育氛围浓厚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是一种看不着的资本，更多来自家庭代际传递，在特定的场域里，它就像一层光晕，让你的举止都区隔于普罗大众。反过来对普通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一种符号性的暴力。

实际上拿这套理论套别的地方，不一定灵。

比如社会学家在日韩的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社会学校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高度一致化，使得继承来的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有限，这反而导致了学历文凭比教育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想象，在比以往更加制度化的文凭社会里，会驱使着我们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来兑换一个“敲门砖”，当然也可能兑换到一件脱不掉的“长衫”。当你敲开门，跨过这道门槛，此时你已被制度识别为（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脑力劳动者。

从象牙塔进入商业社会，人们企图把自己的高等学历视作把自己劳动力卖个好价的凭证。不过现实不是制度化识别来背书就能高枕无忧。商业社会中，学历作为一种象征个人能力的通货，用来交换（购买）工作机会时，与所有通货一样，根据经济学的规制，当供给（高等学历者）不断增加而货物（岗位）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

文凭的通货膨胀

写《文凭社会》的左翼学者柯林斯提出“文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说的是社会获得高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岗位对于学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比如柯林斯说在美国，现在高中文凭对找工作几乎已经没有用了——它的用处仅仅只是进入大学。在过去美国人能够以较低的文凭得到的职位，例如警员，现在要求应聘者拥有本科学历；而想成为警长则需要犯罪学或者刑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

举一些我国的例子吧，比如35年前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是自称“孔乙己”；比如最近北京的硕博毕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本科毕业人数；比如现在中学教师招聘已经开始要求名校博士学历；比如某校要招收图书管理员，最低也必须是硕士文凭，像那种自学成才的湖南的师范生（在民国也算高学历了），肯定是不要的。

学历的深造最开始是一种避险的手段，大家想象用更高的学历让自己脱颖而出，可是当有个定律叫“我也是这么想”，于是都纷纷采取避险措施，便意味着依靠学历的门槛进一步提高。

在柯林斯写作《文凭社会》时，本科学历的商务经理是很常见的，而现在这种职位多数都必须需要一个MBA学位（而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发生），诡异的是，越贬值，对MBA需求越是上窜，学工商管理的人越多，学成出来后被管理的就越多。

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当然是有所不同，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都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扩张的机制

也正是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家们做了许多实证调研，证实了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的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教育水平的攀升远远实际上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某种“教育过剩”。

为什么说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的说法获得本身是有问题的？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会稳固他的社会经济地位，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对于文科来说更明显，就像现在很多人抱怨在大学里很难学到实际的东西，并且大部分学校的财政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

但这个时候作为教育体制代表的老教授就跳出来告诉你“君子固穷”、“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云云，校园内外都充满了欢乐的空气。

这种回应在今天无疑显得虚弱。很大程度上，文凭通货膨胀之所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立大学扩招，而公立大学如果学生能获得财政补助，不管是直接补助还是通过低息贷款，这都是一种隐藏的转移支付。即使是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欢迎的地方，例如美国，教育的神话背后也有大量的财政拨款。

如同柯林斯在《文凭社会》里提到的，“因为要养活小学、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而鼓励人们继续学历深造，强调扩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暂缓进入社会的时间，也能够一定稳定社会，有效延缓资本社会产生的崩溃，“背后也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

扩招也是为了中底层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试想一下，一旦要把公立教育的负担甩掉，将大学私有化，不压低价格，确实一定程度会遏制学历的通胀，普通家庭要么考虑高昂的成本选择不读书，要么大学毕业后人均背负着大量学贷。其结果就是成本大量转移到中下层。

所以日益激烈的考研竞争程度，本身和资本主义内生的东西有关，是凯恩斯主义缓和矛盾的结果，我们要不断与文凭赛跑，却也是现阶段生产力下我们需要承受并且去改变的。

另外一点，柯林斯指出，在学历通胀的背景之下，那些受教育程度比普通工人更高的人，也不见得比普通工人创造更高的价值。

所以我们进入下一个命题：

“孔乙己”终究是要无产化的

“知识分子”=“非工农阶级”的观念，长期以来比较深入人心。放到古代封建社会，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孔乙己》的故事背景正是晚清，那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孔乙己“原来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根据这个推断，孔乙己年轻时候还是想考中科举的。

从茴字的五种写法来看，孔乙己在当时本身也是少数人。

根据罗友枝（Rawski） 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清代的教育与大众识字》所描述，19 世纪 80 年 代中国男性识字率为 30~45%，女性识字率为 2~10%。其数字又遭到质疑，认为此数字过于乐观【2】。以下为徐毅所估算数字：

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孔乙己当年读书的目的是走向仕途，这样的路径，与创作于不同年代的《范进中举》有着相同之处。我们需要问的是，多年赶考而将家财散尽的范进，如果不能中举，命运会不会和孔乙己是相似呢？而孔乙己若考中科举，许是也要似范进这般，欢喜疯了，亦无从得知。

多年以后，中举的孔乙己家中也遭“窃书”，他会说出“窃书不是偷”而放了人家，还是和丁举人对自己做的事情一样。我想更多是后者。

言而总之，孔乙己作为旧秩序下的少数知识分子，在那个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时代，旧秩序无法容纳这个“自己人”，但孔乙己坚持认为自己和丁举人是一样，所以一直穿着“长衫”。最后被打断腿，其实就是断了他的路，那个秩序已然容不下那么多自己人。

如今，时代是不同了，（虽然新旧交替的时代总有神似之处）。单就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这点看，这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事态。然而，社会的进步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教育的扩招，造成了文凭的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对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又遇上了全球经济衰退，导致毕业生无法获得满意的岗位，甚至失业。自然就有了“孔乙己文学”，他们要对自己个人处境的担忧，也是表达着对结构的不满。

如果将“985”“211”等学历折算为收入以及对应的社会身份。得不到便会失落，这很正常。回想近年来，“小镇做题家”一词火遍网络。

许多人读书的目的正是“知识改变命运”，尤其是一些人的父母辈从事体力劳动，在这几十年资本积累模式下，未能获得身体健康和社会保障，他们会更加希望子女从事“体面”的工作，“体面”不仅包含着收入的体面，还包括一个受到尊敬的社会身份。

参考我国近代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大众视野中形象的变迁与待遇的变化。这很符合曾经风靡一时的“苦孩求学”故事脉络。一家子用汗水浇灌一个孩子的求学之路。即使父母为白领群体的学生，他们的祖父母辈也大概率曾为工人、雇农、长工、小手工业者，经历过以前受地主盘剥，激荡的历史与吃苦的记忆还在流淌在血液中。

说到底，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在全球资本上升期，在资本与货币的赋权下，一些人拥有看似“体面”的社会身份并不久远。

终究是：如果没有见过阳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学生寒窗苦读，进入名校，一毕业就从事“体面”的中产工作，获得社会身份，可能不会关心自己的社会身份之外的事情，也可能像我过去遇到的嘲讽台下为“十年前都是考不上大学的主”的那位老师（曾是天之骄子）那样，只关心自己的骄傲。

长此以往，其消费结构和意识形态都不会有大的改变，更遑论在历史层面进行着“新旧更替”。在一个没有获得稳定社会身份的群体\阶级，或者并不满足于此的群体\阶级，方能看到更多可能性。

但我们必须承认，知识阶层无产化对于Z世代将会是一个内心充满迷惘的过程(当然也要考虑到之后AI对于教育投资堆积起来的白领工作的冲击)，有些人想逃，想润，有些人就通过考试一直延后就业，也有人会在孔乙己视频下刷“我苦读十几年，他们却让我去做运输”，面对不可避免的劳动者的事实，仍然会心有戚戚焉。

但无论是衰退周期，还是“学历贬值”，许多事不以我们的主观看法为转移，当我们试图去认清局势，纵观整个社会，去发现和接触更多的人；明确我们是谁，和我们准备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脑和臀连接起来的那一刻必然是要来到的，我们管这叫知识阶级无产化，无产阶级知识化。

参考资料：

【1】19 世纪中国大众识字率的再估算 徐毅 Bas van Leeuwen

【2】《中国清代的教育与大众识字》（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罗友枝（Ra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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