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漫读｜洛阳亲友如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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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烈日下，满头白发的大姨出了家门送别我们，留下轮椅上的大姨父一个人在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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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岁的她远远地挥着手，忍不住追了上来，和我们拉着手叮咛：下一次再见面还不知道啥时候，见一次少一次了。“有空就来，我在世上的亲人就是你们了。”

这话令我的妻子、妻妹和岳母落了泪。

这半日，妻子的舅舅陪着我们。舅舅六十多岁的人了，在带我们去一家老店吃妻子心心念念的米皮的路上，开起车来，还跟小伙子似的干练。

这个八月，我们下了决心，在南京组成八人“亲友团”，千里迢迢来到洛阳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城市，探望大姨、大姨父等亲友。妻子年少时，受过大姨父和大姨的照料，念恩于心。

十二年前，妻子的小弟在洛阳大婚，我们也有过集体赴约的举动。小弟和他的妻子安家深圳，结婚却是必回洛阳的，双方都有一众亲人在这个城市。留有婚礼总策划内容的红纸字条，在我的抽屉里已经泛白。那一回，距离岳父母作别洛阳，已有数年之久。而我和妻子、孩子离开洛阳回到我的故乡南京，则在更久远的2003年。那一年，我刚学会了阿杜的《坚持到底》。

在小弟婚礼的宴席上，三姨问我和妻子，“你们真的要卖掉房子，再也不在这里生活了吗？”我们告诉她，这确实是计划内的事。我们早已在南京安了家，户口也迁到了南京，房子总放在异地，虽然出租过，总不是长久之计。三姨闻之，无言抹泪。

我们住过的房子留在洛阳多年，虽然主人不在，却有着有朝一日还回来的幻觉。

一年之后，我和妻子来到洛阳，住在大姨家。其间，我们卖掉了这一生买过的第一座房子。那时，它已经十一岁。那一年，大姨还不到七十岁，大姨父还没有坐上轮椅。喝小米粥的时候，大姨夫怜我消瘦，每次都给我碗里放几颗枸杞干。

房子卖了，意味着我们从此在物理意义上和洛阳分了手。

在这座洛河边的房子里，妻妹和小弟拥有着各自的空间。小弟经常在他的房间放着阿杜和李贞贤、李玟的歌。我和妻子一次次接待过表姐等人，我们在房子里炒着菜，喝着洛阳宫啤酒，说着那年头最重要的事，并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亲手结束这样的生活。

有时想起来，这是很奇怪的事。年轻时，我把奋斗目标确定为从部队转业后留在洛阳好好干……可最后还是远走高飞。

相见，是何时成为一种难题的，已经很难辨析。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地方，和离开的地方，已各不“兼容”：我不可能住在洛阳的房子里上着南京的班。早晨在洛阳喝着驴肉汤，下午在南京回味，高铁时代的时光交错感，并不能掩盖我们从此天各一方、年岁渐增的悲凉事实。

我的岳母，在洛阳有三位姐妹、一位弟弟。在洛阳的血脉，组成了人丁众多的亲情体系。第一场“全员宴会”开了三桌，酒杯倒满后，大表姐开玩笑地问我，今晚打算横着还是躺着走出这里？然而，叙饮环节，从戎多年的大姐夫却在豪放之间留有余地，“保”我未醉。

酒店名唤“江南宴”，此情可待成“江南”？

第二场宴席，妻子舅舅做东，三十多人坐在一个大桌上，酒酣处，人声鼎沸。我在外喝酒，妻子多有“提示”，唯有这种场合，她并不过问。

三代同桌的结果是，“一代”白发上了头，“二代”步入中年，“三代”次第成年。我们诉说往事，继又合影，保持着一个大家族的伦理秩序——在舅舅的要求下，几位在外地打拼的家人也及时赶回洛阳——“规模最大”的背面，是相见不易；“及时寻乐”的真相，不过是人生苦短。

离洛二十年间，来南京与我们相会的，也只有大表姐和小表姐、小姨诸家，不过零星数次。我们期盼着的“洛阳大家族”欢聚南京，至今未实现。